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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疼成癌
我叫刘星宇，今年52岁，湖南益阳人。我自己买了辆三轮车在乡下送货，老婆在县城一家超市上班，两个女儿也都大学毕业有了工作。
我和老婆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我们勤劳肯干，在农村也算是中上水平了。如果没有得癌症，我觉得我的日子就像地里的南瓜——越老越红。
可一次牙疼，把这一切画上休止符号，医院与家之间来回奔波，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挣扎，在放弃与坚持中艰难抉择。
年4月10日，我因拔牙后一直疼痛，去牙医馆复查。牙医说我口腔里长的东西，叫我赶紧去医院看看。
为求安心，次日，外甥送我到长沙，在小女儿的陪同下看了医生。医生说要做活检，只给开了点药，要我一个星期后再来取结果。
我心里开始不安，人也闷闷不乐了。女儿和外甥安慰我，说也许没什么事，先别胡思乱想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
一星期后，我再次去长沙拿结果，却被告知需要交元做进一步活检。
我心中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，老婆更是吓得变了脸色。医生安慰我们，说已经确定是肿瘤，进一步检查是确定良性还是恶性。不过无论哪种结果，都需要做手术切除，要我们留下联系方式，等医院通知过来住院手术。至于检查结果，再过10天来取。
10天，这个最稀松平常的数字，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煎熬。我期盼着快点出结果，又害怕出结果。
4月27日，侄子打来电话，说结果是他去拿的，没什么事，叫我放心。
我敏感地从他努力平静的语调中捕捉到了一种不安与担忧，故作轻松地笑道：“医生说不管什么结果都要做手术，只要切了不疼了就行。”
晚上，医院信息，要我29日去住院。两个女儿也决定轮流来陪护我。
我上有一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弟弟，除了过年聚一下，平时各有各的事，好像并不怎么亲密。
特别是和弟弟一家，因为我生的女儿弟弟生的儿子，我老婆总说我父母重男轻女对她和女儿不好。加上那时一大家子住一起，总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矛盾。时间长了，意见越发大了。
有一次不记得为了什么事，我老婆和弟妹吵起来，顺手拿高压锅敲破了弟妹的头，去医院缝了八针。
我弟弟性子木讷，在家是个甩手掌柜，什么事都不操心的。当时这事闹得很大，虽然我们兄弟没吵架，但明显疏离了。
弟弟一家去长沙后，我们更应了那句老话：分了家的兄弟如邻居。我们兄弟不说是邻居，也就和普通亲戚差不多。
所以那次去长沙检查，我也没跟弟弟说。想着可能是女儿跟他们说了，侄子才去帮我拿结果的。
这一次，所有人都齐了心。弟妹迅速作出安排：因疫情影响，医院不准多人陪护，考虑到家里还有鸡鸭，我老婆还要上班，我自己行动自如，生活自理能力也不错，让女儿们轮流陪护，侄儿和外甥帮忙跑腿，叫我老婆留在家中。
住院期间，弟妹主动当了调度员，按两个女儿的行程，衔接不到的地方让侄子和外甥代替，无缝对接把我的一切安排稳妥。
手术前没有检查的日子，她叫侄子接我去她家，换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东拉西扯拉家常分散我的注意力。
弟妹说我这是早期，做完手术就好了，还列举很多手术成功现在还好好的实例，来宽我的心。
那感觉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闹过矛盾，一直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姐姐也打来电话安慰我，说现在医学发达，什么病都能治好，老娘在家她也会帮忙照顾，叫我放宽心。
我哪能放宽心？同病室的全是口腔癌患者，有的做完手术，两年后复发又来手术的。每天听他们说这些，加上脸越发肿得大了，疼痛也越发密集厉害，我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可我还是心存侥幸，也许事情没我想得那么糟糕。我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娘，下有两个未成家的女儿，我还没满52岁，老天爷怎么可能让我得绝症？
02
生死攸关的一星期
我一直没敢问检查结果，直到医生找我和女儿做术前谈话，我才知道我的病有多严重！
医生说我是腺鳞癌晚期，估计已经侵犯到眼睛和淋巴了。这次手术，我的右脸以鼻翼和耳朵为界线，上至眼睛，下至脖子上的淋巴，可能要全部切除，然后在大腿上植皮修补颌面。
也就是说，这次手术后，我整个右脸只剩一张植上去的皮了！
我整个人都傻了！我虽然是个农民，但我平时挺注意形象的，这样半人半鬼不说，以后还不知怎么样呢！
我想打退堂鼓了，可癌细胞引发的疼痛，已经让我的头摸都不能摸了，我也不想这样活活痛死。
老婆和两个女儿都说要我治，姐姐弟弟外甥侄子也都鼓励我勇敢面对。
我有几个朋友还特意从老家开车到长沙来看我。
一双双鼓励的眼神，一个个沉甸甸的红包，我第一次觉得，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身后还站着我的女儿，兄弟，亲人，朋友。
虽然还是心里没底，我还是鼓起勇气准备手术。
弟妹亲手为我准备了要用的东西：湿纸巾、卫生纸、毛巾、纸笔、一次性杯子……
我弟弟一家请了假，姐姐、外甥和老婆也从老家赶了过来，大家准备一起让我上手术台。
医院跟我们讲好了，我是5月10日周五上午第2台手术，大概就是10点开始。
结果在早上7点多医生临时通知我们，皮瓣医生紧急出差，手术临时取消，推迟到下周一，也就是13号再做，预定是上午第一台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像打足了气的皮球，突然被钢针扎了一下，一下子就泄了气。
各种纷扰的情绪像泄洪的窨井，汩汩地往外冒，我想哭，想闹，想骂人，想……最后却只能倒在床上，无声地叹息。
弟弟见我愁眉苦脸，就叫我们都去他家吃饭。医院也相隔几十公里，只是为了让我宽心，侄儿每次都抽时间接送，没让我挤过公交车。
三家人在弟弟家集了合，在一屋子的热气腾腾中，我焦躁的情绪稍微安定了一点儿。
我想，现在的我就像无意中深陷沼泽，如果真的是命中注定，那我的挣扎只会加速死亡。
可我还不想死。既然不想死，那就接受现实配合治疗吧，也免得亲人担心。
周末，两个女儿陪着我去游了橘子洲，参观了博物馆，走得又累又乏，回医院反倒睡着了。
周一一早，医院来送我。医生也说了，手术后在麻醉室住一天，再转重监室住几天，等病情稳定了再转普通病房。
因为我的手术比较大，风险也很大，医生很人性化地没把亲属赶走，让他们送我到手术室门口。
坐在候诊厅里，我回头望着门口乌泱泱的亲人：老婆，女儿，姐弟、弟妹，侄子外甥……
我扭着头，忍受着脖子的酸疼，痴痴地看着门口的亲人，我的心脏怦怦乱跳，如战鼓乱擂，他们也饱含热泪望着我。
我想，我站着走进了这扇门，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姿势出去？也许，这一走，就是永别也说不定呢！
传说中的生离死别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？我鼻子发酸，一次次把眼中的水雾逼退。
我又担心，听说做手术都要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送礼的。可附二的医生特别忙，基本没在办公室坐班，我包好红包随身带着，一直没找到机会送出去。
都说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。我怕因为没送礼，医生会不会就不那么用心？
脑子里胡思乱想着，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又好像一瞬之间，听到医生叫我的名字，我站起身来，再次回头看了眼门口翘首以盼的亲人们，跟着医生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手术室，按吩咐在手术台上躺下。
医生再次核对姓名无误后，拿一个喷雾朝我脸上喷了几下，我就昏睡过去。
我醒来时，眼前如雾如絮白茫茫一片，耳边传来嗡嗡嘤嘤的说话声，仿佛来自天边。我心里一惊：莫非到了阴曹地府？
我想支起身子看看，发现身体似乎有千斤重，双手像绳子一样软绵绵的，根本不听使唤。
我想说话，可喉咙里呼噜响着，嘴里发不出一点声音来。
“醒了？醒了好，醒了好！”一张被口罩和帽子遮挡得只露出一双眼睛的脸，出现在我的眼睛上方。
原来我还没死，我认出那是医生的蓝色工作服，那眉眼弯弯的样子，可以想象口罩下的笑容一定很甜。
“8床，你的手术很顺利，不用担心哈！”笑脸医生点点头，柔声告诉我：“因为手术部位在口腔，给你做了气管切开术。来，你现在用力咳一下试试。”
我正感觉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有点喘不过来。听医生这么说，我竭尽全力咳了一声。
只见一股血柱直冲天花板，遇上阻力一散而开，雨点般落下来。
“哎哟！赵医生，你的衣服帽子全脏了，脸上也是血痰！”随着一声惊叫，刚才那柔美的声音回答：“没事没事！咳出来了就好，咳出来了就好！”
我的头不能动，看不清医生的表情，但是她声音中透出如释重负的欢喜，是真真切切的。
我放下心来，原来不管送不送礼，医生救治病人的心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希望病人一切顺利。
医院通知，叫她送护理用品来。
她和弟弟一起来了，他们一人握着我一只手，弟弟红着眼眶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女儿告诉我手术很成功，眼睛没有切除，下颌骨也还在，要我安心。还说她先回去上班，等我转普通病房了再回来照顾我。
下午，我听到医生说要转重监室，随后被推了出去，换到另一个地方。
我的身体连着鼻饲管、输液管、化痰管、导尿管……还有各种连接仪器的管子，木头人似地躺着。
药劲过后，我只觉头木木的，胃里翻腾得厉害，脑子里闪过那些好吃的，更觉得饿得慌。
我敲了敲床沿，一个护士赶紧过来问我怎么啦？我接过她手中的纸笔，费力地写下一个字：饿！
护士说配备的营养液够我的身体需求，怎么会饿呢？
可我真感觉好饿，眼巴巴地望着护士，想要她帮我想想办法。
护士见状，只好用一次性杯子冲了点牛奶，用注射器注入我喉管。
人们常说最难受的地方是监狱。可在这重监室，我感觉比监狱更难熬。
我不能说话不能动，全身未着寸缕，连大便都只能在护士的帮助下，在床上解决。
在这阴凉的屋子里，我分辨不出白天黑夜，昏昏沉沉睡一阵醒一阵，迷迷糊糊中，感觉有人不时在我脖子上擦拭。
我后来才知道，我咳的痰不断从气管切口喷出，如果不及时清理，堵住了出口，我就没法呼吸了。
03
经历了生死，才知什么最可贵
5月18日下午3点多，我在重监室住了4天，医生临时通知我转普通病房。
这时问题来了，我大女儿回广州上班去了；老婆在老家，一时赶不过来；小女儿才工作不久，已经为我请过好几回假了，不好再请假。
重转普的护理很重要，可我的亲人都赶不到，医院一下子找不到护理我的人。
大女儿想要我再待一晚再转，这样她19号一早就可以赶回来照顾。可我已经特别想出去了，而且如果我不转走，麻醉室的病人就没法转下来。
医院不断给女儿打电话催促。无奈之下，大女儿只好给弟妹打电话说了这事。弟妹马上叫弟弟请了假，两人打车赶过来。
那天下着暴雨，又恰逢下班高峰期，医院不断地催，他们堵在路上干着急。
最后医生在确定我的家属赶了过来后，把我送到了普通病房。
5点多，弟弟两口子赶了过来。再次见到亲人，我百感交集，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递给弟妹：手术比预期的好很多，不用担心，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去了。
弟妹点点头，又给我打了个大红包。
她上次已经打过红包了，而且这段时间实在麻烦他们太多，我挥挥手表示不要。
弟妹脸上挂着笑，声音有些发哽：“你拿着，我们、赚了一个哥……”
她别过脸去，我看到她抬手抹了把脸，把红包放在我枕头下面，又叮嘱弟弟注意看床头的护理医嘱，注意帮我清理痰和血水。
见我嘴唇干燥得几乎开裂，她又接来温水，手把手教弟弟用棉签帮我擦拭润湿。
当晚，医院，整晚未睡照顾我。他平时在家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，这回却毫无怨言地侍候我，虽然有点笨手笨脚，却是实心实意。
直到第二天我老婆和女儿赶到，弟弟才回去休息。
望着弟弟疲惫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我忍不住泪眼模糊，这个寡言少语的弟弟，虽然通晚没和我说过一句话，可他眼里的疼惜是显而易见的。
哪有什么疏离？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怎么也割舍不断的。
5月21日，医生拆除了气管切管，我可以讲话了。又住了两天，医生说我符合出院指征，可以出院了；嘱咐我一个月后来复查，有条件的话，后期最好去上海肿瘤看看，那边的质子重离子放疗效果不错。
5月23日下午，侄儿抽时间过来帮着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外甥开车接我们回了家。
车子刚到家门口，早已在家等候的亲友邻居纷纷围上来，扶的扶牵的牵把我拉进屋，几个女的还悄悄抹眼泪。
当时我右脸高高肿起；一条黑线从右眼角沿鼻翼至人中延伸到脖子上，像趴着一条丑陋的蜈蚣；歪着的嘴角不时有涎水流出；鼻孔也渗出血水。那样子，恶心而恐怖。
可没有一个人露出哪怕一丝嫌恶的表情，有的只是心疼与担忧。他们给的红包，我都一笔笔记录下来。那些数字，都是沉甸甸的情分。
知道我只能吃纯流食，好多人送来牛奶、蛋白粉，鼓励我开导我。
半个月后，我可以吃半流食了，脸也一点点在消肿，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因为疫情出行不便，加上我和老婆都不会讲普通话，综合考虑，最后决定医院问下情况再说。
侄儿打印出拿我的病历，医院咨询，听说可以做，马上帮我预约放化疗。
现在，医院做化疗。医生说半个月后再开始放疗，放疗6周后再化疗。
上星期六，弟妹打电话要我们过去吃饭，她特意买了只土鸡炖给我吃。
聊天中，我才知道那次侄儿拿结果，是弟妹听小女儿说起，怕万一情况不好，女儿年纪太小受不住，主动提出要侄儿去拿的。
以前，我一直以为赚钱才是最重要的，以为任何一种关系都是利用关系，只是所图不同而已。
对这个弟妹，我也有些不满，认为弟弟太老实，什么事都由着弟妹的，太窝囊了！她这么说话直脾气急，还不是仗着生了个儿子吗？
这一场病，我才看出人性本善，是我自己太过狭隘，把一切想复杂了。
前路漫漫，我只有积极配合治疗，这一辈子才有机会去还亲友的那些情。#十月动态激励计划#
